“门上，大大小小地贴着褪了色的红纸春联，中间，大都是红纸剪的元宝、如意、八卦，或者木版印的’姜太公在此，百无禁忌’的图像。春联的文字，大都是’积德前程远’、’存仁后步宽’之类。” ——夏衍《包身工》

“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？”

（一）

二月六日夜，应友委托，再读夏衍先生《包身工》及《’包身工’余话》，思至今朝，书此文，以刺世事。

自夏先生于上海写《包身工》一文，至今，已有九十年了。沧海桑田，一朝一夕，昔日的张江栅，五千户不足，如今已是高楼林立，闻名中外。坐在家中，往窗外看去，目之所触，尽是柏油路与混凝土大厦，谁又能想到，此地曾是一方小小的渔村呢？

津浦铁路的列车缓缓驶过，九十年，已是换了人间。

如今的大都市，远非民国念年之光景。太阳从河对岸跃升，驱散了夜间些许的寒凉。伴随着光芒斜射进千家万户，难以计数的闹钟响起，城市苏醒了。

窗户一扇接着一扇地亮起，地下传来的震动愈发强烈，满载着人的地铁车厢，已经在地下蠕动了。

黑牛城道旁的高楼大厦，无数人工作于此。

“打卡成功！”于是便鱼贯而入，等待着电梯往复，把一只只工蜂运到所负责的蜂房。

待到太阳掠过窗沿，直至星芒闪闪，又鱼贯而出，等待着电梯往复，蠕动在管道里，便再把自己囿于那方圆半步的小小天地内了。

（二）

“想欲予阮出外的人，飞向一个繁华世界；一站一站过过停停，男儿的天外天。”
——罗大佑 《火车》歌词

有人说，小小的火车票承载着的是乡愁，而我觉得，天蓝色的火车票，更承载的是对海的期盼。

小镇青年，不甘于重复祖祖辈辈的生活，侍奉那片贫瘠的土地；又限于口袋空空，头脑空空，只得买一张便宜的硬座票，奔向那遥远的海边，梦想着能漫步在沙滩上，徜徉在花海中。

下了火车，本以为能呼吸到海边特有的，带着咸味的，湿润的风，看到无垠之海，直至水天相接的地方，却目睹了一片接一片的擎天巨柱，而口鼻中充斥的，也是铜臭，或是污染带来的焦味。

拨给了来接站的六叔，刺耳的话音响起，便被带到了招工市场。先做了种种体检，拿了几种证明，缴了几百块钱，吃了几顿饭，荷包已然见底，便天天晾在路边，等待着被“好心人”领走，施舍给他们一份工作。

六叔打来电话，带着他一并去到某个楼盘的工地，包吃包住，月薪二千五百元。铃声响起，便睡眼惺忪地随着人流，到了食堂。囫囵吞下果腹的早饭，便顶着烈日炎炎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

日子便这样，一天接着一天地过去了。

年关将近，没曾想，辛苦一年，却分文未得。愤而上街，却被层层叠叠的黑色巨浪吞噬，排挤，无处鸣冤，揣着讨要来的百十块钱，踏上了归乡的列车。

（三）

“我看着自己的墓，终得奔向自由。”——《墓》 笔者作

小时候，看着电视上衣着光鲜的，亦正亦邪，亦或是家常伦理，柴米油盐，他总是回过头，对着下岗的父母说：“等我以后出息了，带你们去见识见识去！”

时过境迁，父亲再没找到工作，零工为生。母亲靠着再考的成人本科，在某个小公司做会计，微薄的工资撑起了小家。他刻苦学习，三年又三年，当高考查分时，面对着屏幕上鲜红色的“550”，父母不禁相拥而泣。

独自来到了陌生的城市，故有的生活方式似乎已不在适用。四年时光弹指一挥，他融入了这里，这座没有暖气，却也没有刺骨冷意的城市。

毕了业，平平无奇的简历，屡屡受挫的求职之路。最终，为了不再回到白皑皑的家乡，他放下了身段，不再计较五险一金，奔波于版筑之间。

一个他，在城中村租了房，也交出去了大半薪水。在派遣公司饱尝冷眼与歧视，但他独有的乐观与豁达，引领他走出一个又一个困境。

一个他，被用人单位拖欠薪水，向上反映，却被互相推诿。最终，一纸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被放在了他的桌上。

一个他，接到了0452区号开头的电话。他心中隐隐有了些不好的预感。接起来，父亲重病，母亲积劳成疾，不省人事，医院正等着家属的签字。他知道，电话里没说，但更重要的是，缴足欠费。

一个他，日夜兼程，回到了他想逃离的地方。独身在外十载，积蓄廿万元，一股脑地汇入了医院的账户。

（后记）

“然而，人们却只注意着桃腮上的微笑，却不曾——也不愿去看挂在那些活尸眼角上的泪珠，更少有人想到二十四层的高楼底下，还有四十八层的地狱。”
——《<包身工>余话》 夏衍

我曾问同窗好友：你知道和我们过着同样生活的人，在全国，有多少吗？
答曰：大概……一大半吧？

正确答案是赤裸裸的：不过十四分之一。

扩大来说，沿海发达省份之人口之和，也不过不到三亿人。这个数字看似庞大，但较十四亿的基数来说，不过沧海一粟。

那么，在我们目之所及之外的，沉默的人们呢？

他们或骑着电动车，风雨无阻地穿行于高楼大厦之间；或在炎炎烈日之下，用双手筑起参天巨柱；或蹲坐在田间地头，夜以继日地伺候着那一捧黄土……

从郑律师口中的“妨害自由罪”到如今的“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”，“拿摩温”们的勾当，从来便不是正大光明的。但是在这九州大地上，此等勾当，不仅可以称为屡见不鲜，甚至被“东洋厂”们视作降本增效的利器，大肆推广。

劳动仲裁机构的失能、监管的缺失、劳动者维权的艰辛、地位的不对等……体制之弊，不是本文所抨击的。我写下寥寥千字，只是想记点什么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别人。

我将这些事一并讲给了他——那位前文所述之同窗好友听。

他词色间觉得有点惊奇：“真有这样的事吗？”

“岂止有，多着呢，天津就有几千几万！”

“我们一点也不知道。”他感叹地说，“假设他们的工作情形和你所说的一样，那毫无疑问地，是违反法律的！”

试问：《劳动法》等种种法律，是否是利于他们的利益的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
再试问：倘若某项法律被普遍性无视，甚至蔑视，那么这部法律是否还存在？答案亦是显而易见的。

到街道上走一走，与街坊和计程车司机聊聊天，或是到任便什么工地工厂里走一走看一看，照现行的法律讲，违法的事情不是太多了吗？在轰鸣的塔吊旁，有人意识到这是违法的事吗？这是光天化日之下，政府保护之下的，真切存在的事实！

夏先生在《余言》中写道：
“在所谓‘友邦’的掩护之下，问题自然又作别论了，工厂检查制度，不是就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吗，问题，还是在紧紧地束缚着我们的整个的不平等条约！”

如今，早已独立自主，不平等条约之束缚也早已解开。试问夏先生，为何此等蔑视公理之事，仍苟存于世？

沧海桑田，一朝一夕，九十载弹指一挥，而这片土地上的血泪，始终如一。

二月七日，于天津